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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海鉤沉:關于《晉察冀日報》社論的概述與思考
添加時間:2011-10-22    瀏覽次數:4728    作者:鄭德金    信息來源:敬言整理

        社論是代表報社、雜志社或通訊社就某一重大問題發表的言論。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重視黨報的社論,通過它來宣傳、解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工作。《晉察冀日報》是抗日戰爭爆發后,我黨在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創辦最早、存在時間較長的地方黨報之一。從1937軍12月11日《抗敵報》(《晉察冀日報》的前身)創刊,到1948年6月15日停刊,該報在極其艱難的戰斗歷程中,共編輯出版了2845期報紙,組織編寫編發了社論1150篇。
        由此可見,《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在該報眾多的新聞體裁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研究這些社論,我們可以發現,《晉察冀日報》的社論旗幟鮮明,文風潑辣,堅持和繼承了黨報的黨性原則;政策性、思想性、指導性強,體現了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戰斗性、群眾性。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史上,尤其是邊區根據地的黨報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一、高度的黨性原則和戰斗性
        無產階級黨報的黨性原則是區別于其它階級報紙的最顯著的標志。1905年,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首次提出黨報的黨性這個概念,要求“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齒輪與螺絲釘”。
        《晉察冀日報》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產生、發展和成熟的中共中央晉察冀中央局機關報。它是在1937年12月11日由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創辦的《抗敵報》發展而成的。《抗敵報》在抗日的硝煙烽火中一創刊,就把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教育人民團結起來戰勝日本法西斯和戰勝蔣介石集團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體現了高度的黨性原則。比較著名的社論有:《我們應該用什么來回答敵人的燒殺》(1938年3月28日《抗敵報》),這篇社論是1938年3月初日寇第一次侵入晉察冀根據地中心阜平縣城殘暴燒殺后發表的。社論指出:“日寇的炮火,雖然毀了我們的房屋,卻不能燒掉我們抗戰的決心,不能動搖我們爭取最后勝利的信心。”社論號召晉察冀邊區的同胞們,堅定抗戰到底的意志,堅定最后勝利的信心,不要悲觀失望,反對動搖、妥協、投降,要用槍刀同日寇周旋到底!這篇社論發表于日寇瘋狂進攻華北,國民黨節節敗退的時候,可以說,它堅定了根據地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另一篇社論:《津浦二次大會戰的形勢和軍區的戰斗任務》(1938年5月20日《抗敵報》,署名“聶榮臻”),這篇社論以問答的形式,闡明了晉察冀八路軍的使命和任務,澄清了一部分人對抗戰前途的模糊認識。其他還有:《認清當前戰爭形勢》(1939年10月6日《抗敵報》,署名“溫州”)、特載《保衛武漢及其發展前途》(1938年9月8日《抗敵報》,署名“周恩來”)等,宣傳配合正面戰場的游擊戰爭,宣傳群眾游擊戰。以及時事短評《徐州的失守》(署名“冶冶”,1938年5月23日《抗敵報》)、社論《祝邊區成立一周年與我們的任務》(署名“鄧拓”,1938年11月7日《抗敵報》)、《從放棄徐州說到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署名“洪峰”,1938年5月29日《抗敵報》)、《用更大的勝利來慶祝勝利》1939年5月2日《抗敵報》號外)、《積極動員配合八路軍百團大戰》(1940年8月27日《抗敵報》)、《擁護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雙十綱領加緊鋤奸》(1940年9月22日《抗敵報》)、《論堅持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任務及方針》(1940年12月28日《晉察冀日報》)、《慶祝邊區徹底反“掃蕩”的勝利》(1941年1月3日《晉察冀日報》)以及《論全國及邊區的抗戰新形勢》(署名“聶榮臻”,1938年10月26日《抗敵報》)等報刊言論,集中而廣泛地宣傳了堅持持久抗戰的必要性和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為了宣傳我黨的團結抗戰路線,《抗敵報》還編發了大量的社論,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堅持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些社論有:《軍區抗日部隊團結的當前具體問題》(1938年8月《抗敵報》)、《保證長期抗戰勝利的政治任務》(1938年12月23日《抗敵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道路》(1939年2月13日《抗敵報》)等。另外,對于黨的政權建設、根據地經濟建設、土改運動、邊區文化諸方面的方針和政策,《晉察冀日報》的社論都做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宣傳。關于“劉慶山事件”、皖南事變、整風運動等重大事件,《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宣傳都在引導輿論方面達到了高潮。
        解放戰爭時期,《晉察冀日報》根據中共中央的精神進行了多次重點的輿論宣傳,其中最著名的有:爭取和平團結、建立聯合政府的宣傳、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斗爭策略的宣傳、石家莊戰役的宣傳、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宣傳,在輿論引導上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激勵邊區人民奮勇戰斗,投身于轟轟烈烈的解放戰爭的洪流中。在這每一次的重點宣傳中,《晉察冀日報》的社論無疑起到了旗幟的作用,教育了人民,打擊了敵人。
        《晉察冀日報》社論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具有鮮明的戰斗性。《晉察冀日報》自1937年12月11日創刊,就取名為《抗敵報》,可見其戰斗精神。1938年6月7日,《抗敵報》發表的署名“洪澤”的社論《揭穿日偽破壞我方金融的陰謀》是一篇戰斗性很強的社論。這篇社論揭穿了敵人使用漢奸日偽政權破壞我法幣的陰謀,指出:我們要正確的執行財政金融政策;揭露敵人的陰謀。1939年1月20日的《抗敵報》社論《徹底粉碎敵人對冀中的進攻》、1939年10月19日的《抗敵報》社論《用真三民主義打碎假三民主義》、1941年2月8日《晉察冀日報》社論《廢除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1941年11月24日的《晉察冀日報》社論《起來,粉碎敵寇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1946年2月20日的《晉察冀日報》社論《誰破壞了和平交通與自由貿易》等都是戰斗性強、宣傳效果好的社論。
        《晉察冀日報》社論的戰斗性還體現在揭露日寇對中國人民的暴行、歌頌我抗戰軍民取得的輝煌勝利,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磨擦的假抗日真反共的本來面目,揭露漢奸的卑鄙行徑以及批評我們工作中的失誤等方面,戰斗性鮮明而突出。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晉察冀日報》的戰斗性表現在同國民黨宣傳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進行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宣傳以及對我黨在土改工作中的不足的批評等方面。《晉察冀日報》社論的戰斗性貫穿了幾乎所有的宣傳內容,沒有這種強烈的革命的戰斗性,要取得革命宣傳的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二、鮮明的群眾性和指導性
        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她把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作為實現黨的各項任務的根本工作路線。《晉察冀日報》社論繼承了黨的光榮傳統,在報紙上正確地、迅速地、廣泛地宣傳黨的主張,反映群眾的意見,反映群眾的呼聲。《晉察冀日報》社論的群眾性表現在用群眾性的語言把從群眾中來的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貫徹宣傳到群眾中去,從而教育中國人民特別是邊區群眾勇敢地站起來,為實現最廣大的群眾利益,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推翻蔣家王朝在中國的統治而奮斗。
        《晉察冀日報》發表的鄧拓同志寫的三論《如何提高一步》,其根本宗旨和指導思想都是:只有聯系群眾才能使我們的黨報工作以及其他各項工作提高一步。這三篇社論是《晉察冀日報》密切聯系群眾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是該報社論弘揚群眾性精神的典范社論。另外,像《壯大群眾武裝》(1939年9月3日《抗敵報》)、《論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1940年6月5日《抗敵報》)、《關于邊區村選和村建設運動的幾個問題》(1941年2月4日《晉察冀日報》)、《消滅群眾運動中宗派主義的殘余》(1942年9月1日《晉察冀日報》)、《關于北岳區的群眾工作》(1943年5月1日《晉察冀日報》)、《加強生產運動的領導》(1947年4月28日《晉察冀日報》)等都是群眾性極強的社論。使用群眾性的語言,文字通俗易懂,文風樸實流暢。
        《晉察冀日報》早期(《抗敵報》時期),就辟有“時事一周”、“半月國際”、“半月時事”,“半月時事評論”等言論欄目,主要是針對邊區群眾進行通俗化的形勢宣傳,宣傳黨的路線和方針。《晉察冀日報》的“半月時事”內容經常是邊區群眾黑板報的底稿。
        鄧拓同志在《〈抗敵報>五十期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指出:“《抗敵報》的產生是有它的任務的,它要成為邊區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它要代表廣大群眾的要求,反映和傳達廣大群眾斗爭的實際情形與經驗,推動各方面的工作,教育群眾自己……它是群眾的報紙。”鄧拓同志這番話正好道出了《晉察冀日報》社論聯系群眾的理論根據。
        《晉察冀日報》在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在教育人民團結起來戰勝日本法西斯和戰勝蔣介石集團方面,在密切與群眾的聯系,反映群眾的情緒、生活要求,記載他們可歌可泣的事跡,反映他們深受的苦難,宣達他們的意見和呼聲等方面教育了晉察冀邊區人民,打擊了晉察冀邊區敵、偽、頑勢力。作為黨的機關報,在對敵人方面像寒冬般嚴酷,而對自己的同志、對廣大人民又像春天般的溫暖。前者講的是《晉察冀日報》的群眾性,而后者,指的是《晉察冀日報》的指導性。
《晉察冀日報》的社論時刻不忘記自己是教育人民、指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實際的重要工具;因此,《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又具有強烈的指導性。其指導性具體表現在指導廣大邊區人民認識抗戰形勢、認清抗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歷史必然性、認識抗戰的游擊性質和持久特點、認清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惡面目、認清國民黨一黨專制、獨裁的腐朽性諸方面,甚至涉及到人民群眾生活的一些日常小事。
        1938年9月26日,《晉察冀日報》發表社論《加緊戰爭動員 粉碎敵人圍攻》,指出,晉察冀根據地各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兒童團,要加緊嚴格的站崗、放哨、盤查、巡邏等工作,偵察敵情,對敵人封鎖消息,肅清漢奸托匪。遇到敵人進攻時候,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為了保衛家鄉,必須勇猛地幫助部隊,襲擾敵人,配合作戰。各群眾團體,更要積極發動新的群眾武裝,參加戰斗。這類的社論還有:《開展群眾游擊戰爭》(1938年10月9日《抗敵報》)、《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與加強地方武裝》(1938年10月30日《抗敵報》)、《加強自衛隊的整理與訓練》(1938年11月17日《抗敵報》)、《堅持華北抗戰要加緊鋤奸工作》(1938年11月21日《抗敵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道路》(1939年2月13日《抗敵報》)、《加緊動員新戰士 壯大邊區鐵的人民子弟兵》(1940年12月22日《晉察冀日報》)、《蔣汪合流還是國共合作?》(1941年2月5日《晉察冀日報》)、《太平洋戰爭與全民動員》(1942年2月25日《晉察冀日報》)、《繼續深入貫徹土地改革》(1947年3月21日《晉察冀日報》)等,這些社論在數量上是龐大的,它們在教育人民、打擊敵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所起的指導性作用是鮮明的。這是《晉察冀日報》社論一個相當突出的特點。
        三、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
        《晉察冀日報》是無產階級的戰斗的黨的機關報,因此,該報的社論也同樣具備了無產階級黨報的優良傳統,即批評和自我批評。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黨一貫的優良傳統,《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在一系列的宣傳中從黨的利益出發,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不斷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使得該報的社論在正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良性環境中不斷發展。
        該報最突出的批評言論是關于“劉慶山事件”的言論。劉慶山是晉察冀邊區靈壽縣的抗日積極分子,結果卻遭到該縣縣長的槍殺。這件事在《抗敵報》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各地群眾紛紛投書報社,要求嚴懲靈壽縣長。《晉察冀日報》于1938年11月30日發表社論《關于劉慶山的事件》(1938年11月30日《抗敵報》),批評了黨內像靈壽縣長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揭露了根據地早期政權建設中的一些腐敗現象,對于黨的政權建設的改進工作是一個大大的促進。該報還就“劉慶山事件”發表了一些其他體裁的言論,掀起了一次輿論高潮,為晉察冀邊區的政權建設的純潔性作了一次良好的輿論引導。
        對于邊區的其他各項工作,《晉察冀日報》也編發了一些批評性言論,如社論《我們保留了多少青紗帳》(1938年9月14日《抗敵報》),文章說秋季到來之后,邊區有許多的青紗帳被群眾收割了,而青紗帳是根據地敵后游擊戰爭的天然屏障,黨的各級領導都要求邊區要保留青紗帳。文章對邊區某些基層領導工作不力提出了批評。這篇批評性社論針對性強、指導性強、政策性強,其宣傳效果是十分良好的。其他批評性言論還有社論《反對“麻木不仁”與“驚慌失措”》(1938年9月30日《抗敵報》)、社論《肅清計劃、檢查、總結工作中的主觀主義》(1942年8月14日《晉察冀日報》)、社論《消滅群眾運動中宗派主義的殘余》(1942年9月1日《晉察冀日報》)、社論《克服春耕領導上的自流現象》(1943年4月28日《晉察冀日報》)、社論《檢查一下我們的群眾觀點》(1944年5月8日《晉察冀日報》)、社論《訂錯成份堅決改正》(1948年4月13日《晉察冀日報》)等。該報還通過言論形式,在理論上為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宣傳,如《改正錯誤 給正確的撐腰!》(1948年5月31日《晉察冀日報》)。
        毛澤東同志于1942年親自參加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解放日報》針對過去編輯工作提出了自我批評。從此以后,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報的明確要求被確定下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這次整風運動中指出,批評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即團結——批評——團結,批評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所以,如果說中共中央晉察冀中央局的黨報《晉察冀日報》在整風運動之前是一種憑著黨報的天然素質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話,那么在整風運動之后,《晉察冀日報》所進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則是一種理論上的自覺。無論是批評還是自我批評,都是要通過報刊社論才能實現的。也就是說,《晉察冀日報》是通過社論實踐著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黨報工作的優良傳統的。
        四、紀念鄧拓對《晉察冀日報》社論的貢獻
        《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在該報眾多文體中獨放異彩,在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在向晉察冀邊區人民傳達黨的聲音、傳播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輝煌的。這一成就的取得是同黨中央的領導和報社全體工作同志的努力分不開的,特別是鄧拓同志,身體力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為《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鄧拓一直主持晉察冀中央局的黨報工作,在游擊戰爭中堅持“八頭騾子辦報紙”,他親自撰寫了《晉察冀日報》的絕大多數社論,并積極為《晉察冀日報》社論組稿。他寫的社論有時署名“鄧拓”,有時署名“溫州”、“殷洲”等,有時也不署名。他寫的社論,文筆流暢,融豐富的文史知識于報紙宣傳中,談吐氣勢如虹,說理深入淺出。他寫的著名的社論除了三論《如何提高一步》外,還有《論民族自尊心與抗戰勝利的信心》(1938年11月2日《抗敵報》)、《這一年來》(1938年12月11日《抗敵報》)、《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1942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等。他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的社論究竟有多少,現在還無法統計,因為他所發表的大部分社論都是不署名的。從出版的《鄧拓文集》第一卷來看,鄧拓同志在《晉察冀日報》發表的社論就包括《論思想路線》、《論形勢、任務和政策》、《論新聞工作》、《論文化工作》、《論我國土地問題》諸方面,《鄧拓文集》第一卷所收政論59篇,其中《晉察冀日報》的社論作品就占了45篇。
        《晉察冀日報》社論的作者隊伍除了社長鄧拓本人外,還有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其他領導如彭真、劉瀾濤、宋劭文、程子華等也為該報提供部分社論稿。另外,晉察冀軍區黨報委員會、晉察冀邊區政府、晉察冀軍區等機關也給該報提供社論稿。這些社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聯系邊區革命斗爭的實際,分析形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提出邊區革命斗爭的任務,解決新出現的各種問題,對邊區革命斗爭具有強烈的指導性。
        總之,《晉察冀日報》繼承了無產階級黨報的優良傳統,通過社論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文風鮮明、生動。其鮮明的黨性、戰斗性、群眾性和指導性是我們當今新聞宣傳工作的典范,我們必須加以繼承和發揚。   (作者為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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